Monthly Archives: October 2016

最常造成住院住不上去的元兇居家看護

胡勝川認為,要打破困境居家看護,只能從基本薪資與加給下手。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」是他給的建議,他認為醫護人員不是聖人,招人要有動機,政府如果可以從薪水和勞動環境兩方下手,讓護理畢業生有感,護理人力回鍋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其次,政府必須要處理的是醫院對於床位經營策略的潛規則,也就是他口中,白色巨塔「不為人知的一面」。普遍來說,需要住院的病患會透過門診和急診兩個窗口進來,由醫師判斷病人是否要住院治療。 「一般醫院從急診進來的病患會佔40%以上。」他停頓,接著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,「但有些急診壅塞嚴重的醫學中心,從急診收上來的病患僅佔全院的20%,其他都是門診進來的。」被問到為什麼會差那麼多呢?他大笑回「醫院大老太多阿,他們從門診收病人進來,誰敢不給他床位?急診可以不管,但門診不能不給。」 台灣醫院病床的制度大致可分為兩種: 第一種,整個醫院的病床由住院中心來管控,醫生想收病患要送住院卡到住院中心,接著中心會按照病患的病情、順序、緩急來調配病床。 第二種,由各科掌握床位,如果病床用完了,該科病人住院的名額就用完了,別人有空床你也不可以用。當急診需要床位,也需要經過專科同意,這是比較傳統的制度,也是最常造成住院住不上去的元兇居家看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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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護士照顧過多的病人居家看護

劇情之三:那些消失的病床到哪了居家看護? 醫改會監測全國19間醫學中心急診即時訊息發現,各監測時段全國平均總計只有48人在急診室候診,卻有高達810人滯留急診等住院床,加護病房則有32人。很明顯的,台灣的急診壅塞不是因為「病人很難看到醫生」,真正的關鍵因素是「病人等不到病床」。 20年前推動設立急診專科、投入急診領域多年,被稱為「台灣急診之父」的胡勝川觀察,造成這個現象有兩個原因:因為護士不足,無法達到政府醫院評鑑要求的護病比,所以只好關床;再者就是醫院床位分配不透明,以及收病患潛規則等。 「因為護病比關床,這無可厚非,主要還是因為台灣的護理人才沒有投入醫界。」胡勝川說,其實台灣培養的護士遠比職場所需多,只是台灣的護理勞動環境惡劣以至於投入者遠遠不足。 今年3月台大醫院急診部基層聯合聲明中提到,台大醫院急診的護病比甚至已經達到1:14,遠超過評鑑的1:7,顯示一個護士照顧過多的病人,工作負擔很重居家看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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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濫用救護車表面上沒有罰則居家看護

在台灣,民眾濫用救護車表面上沒有罰則,但其實付出隱性代價極大。舉例來說,如果某一區的救護車去跨區救護,那一區的消防局就無車可派,假使真的發生急重症需要救援,也只能求援於車程10分鐘外的鄰近消防局居家看護。 楊適瑋認為,各地都有跨區送醫的需求,但重點是如何讓這些需求不影響急重症送醫。他強調,除了民眾的就醫習慣需要改變,政府首先就要落實分級送醫,區分緊急與非緊急的病患,才不會在緊急時刻排擠緊急需求的病患。 「政府應該整合民間與官方的救護車資源,根據病患狀況派遣不同的類型救護車。」他舉例,日本的民眾打119會先接通到諮詢專線,由諮詢專線判定此人是非緊急或是緊急案件,再派遣救護車。如果發現只是單純需要就醫個案,可以派遣付費的民間救護車,看病患要去哪就去哪;如果是重大的災害意外,就派遣官方的救護車,送到可以適當處理病患狀況的醫院,如此一來也可以落實醫療分級的概念居家看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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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對中小型醫院的信任感不足居家看護

救護車上會有兩位緊急醫療救護員(EMT),居家看護負責測量病患基本生命徵象,經過評估後理應按照「就近適當」原則,將病患後送到不同等級的醫院接受治療。 但原則總是不斷被打破。「當病患堅持送某間醫院,如果勸阻無效,大部分的救護員還是會順他的意送,」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的理事長楊適瑋無奈的說。其實第一線人員都知道哪些醫學中心非常壅塞,但是病患狀況難以捉摸,可能上一秒意識清醒,下一秒卻昏迷需要急救。所以一般救護員都傾向將病患送到指定醫院,以求明哲保身,一旦發生事情,病患或家屬才不會把責任怪罪到救護員身上。 問題是,如果每個民眾都指定到醫院,就會使得醫學中心急診壅塞的狀況更加惡化,就算醫院通報滿床,病患還是會被送進去。探究最根本原因,仍是民眾對中小型醫院的信任感不足居家看護。 「跑第一線的人都知道,很多區域醫院醫療處置其實都做得很好,」本身有高級救護員執照的楊適瑋表示。事實上救護車上的救護員至少有一位具有中級以上證照,判別病患的基本狀況是沒問題的,可以給病人送醫的中肯建議,「救護員其實不會騙你去哪間不好的醫院,我們都是用『就近送適當』原則去判斷的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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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對醫院的品牌迷思居家看護

根據醫院所開設的收據居家看護,判定這個病患是否合理使用醫療資源。例如:病患如果只是因為感冒,就到醫學中心的急診掛號,就可以判定不理賠。 「但在政治力介入狀況下,這個方案目前是不可行的,」張志華表示。政治人物怕得罪選民,往往不敢碰健保改革的議題。目前衛福部雖已針對民眾滯留急診或住院所提出的自費政策,因其轉院與出院準則尚未底定,仍在與各界商討研議中。現階段,民眾對於大醫院的品牌迷思,似乎也只能靠時間慢慢打破了。 劇情之二:救護車不是計程車 民眾對醫院的品牌迷思,也影響到救護車的後送結果。目前《緊急醫療救護法》雖然有規定醫療人員應將病患送往「就近適當」的醫院,但並無規定具體細則,例如距離、症狀等,因此就會發生民眾堅持「跨區送某醫院」的狀況。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在路上奔馳,擔任病患後送任務的救護車,並不是隸屬於各醫院,而是由各轄區的消防局派出,主管機關則是各縣市政府。 當民眾撥打119後,會直接接通到各地區的救護指揮中心,中心會根據災害地點,指派當地最近的轄區救護車前往居家看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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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苦要跟老百姓過不去烤肉

(攝影╱曾原信) 透過聖安宮的介紹烤肉,律師龔瑩斌曾在去年協助此案,「他們從1997年7月1日到2006年6月30日的租約都有,也按期繳納。我納悶的是,2006就出現問題的話,為什麼沒有任何文件通知?一直拖到2012年5月4日,航港局突然提出拆屋還地的民事訴訟準備書狀,當作解約公文書。坦白說,這種手段不很正當。」 「判決敗訴後,法定的20天內沒有向法院提出異議,幾乎註定這已是個『死案』。」龔瑩斌說,但他仍然「死馬當活馬醫」,在今年4月12日向民意代表及各相關單位提出「緊急陳情書」,除了訴諸數代人長期居住使用的事實、雜貨店在基隆港西岸的空間意義,以至於如今一家老幼僅有的棲身之所,他更質疑,「港務局有核發並送達2006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租金繳納通知書,代表租約仍是存在的,何以在7月4日逕於其帳上予以沖轉?」 這期間的租金繳納通知書,即為邱家因故未繳的時間點,從7月1日到7月4日才短短4天,下半年度都還沒過完,竟然就將帳單沖銷,其用意實在啟人疑竇。 龔瑩斌並發現,貴美雜貨店占有的土地部分為道路用地,其所涉及的幾個都市計畫或道路變更案,在1955、1991、1997年均早已完成,現在並沒有非拆不可的公益使用與急迫性烤肉,「既然這樣,何苦要跟老百姓過不去?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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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割政治與發展責任烤肉

「當初被告時,妹妹說可以問朋友烤肉,所以沒請律師,沒想到因她在外地,搞不清楚家裡狀況,狀子裡寫說『疏忽未繳』,事實上是根本沒收到通知,以往每年9月都會寄來的單子都有保存下來,證明我們不是不繳。」邱暄琳強調。 一幅家族三代為生存打拼的身影,從白紙黑字的資料隱隱浮現。但邱暄琳沒有請律師,和妹妹自擬的民事答辯狀,只能口語化的敘述著因遭逢母親中風、原接手雜貨店經營的哥哥往生等變故,疏於注意導致欠租,在法庭上完全沒有辯解或反駁的作用。 法官依照租賃契約第2條:「承租人如有意續租,應於租期屆滿前3個月內,申請換約續租⋯⋯逾期未換約者,即為無意續租,土地由出租機關收回」,且所占土地已為「道路用地」與「機關用地」,依法不得作為出租標的,從而認定被告得依民法767條第1項拆屋還地。 港口政企分離 切割政治與發展責任 透過聖安宮的介紹,律師龔瑩斌曾在去年協助此案並發現,貴美雜貨店占有的土地部分為道路用地,其所涉及的幾個都市計畫或道路變更案,在1955、1991、1997年均早已完成,現在並沒有非拆不可的公益使用與急迫性烤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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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是行政手續的問題烤肉

烤肉2006年,哥哥的後事告一段落後,她赫然驚覺,遲遲沒有收到以往港務局定期寄來的繳租通知單。她和姐姐開始在不同的公務單位間奔走詢問,從里長、議員、立委,能請託的關係全部找遍,為的是想知道,到底租金該繳給誰? 聖安宮管委會總務委員王克樸,當年擔任和平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時,曾陪著邱家人跑流程,「以往我們都跟港務局每3年打一次契約、每年分2次繳,2006年時,部分土地被撥給國有財產局,可能是行政手續的問題,有些住戶沒收到繳租通知。當時我跟邱小姐去國有財產局問,他們說土地沒有移交,無法收錢,又到港務局財產科,答覆說回去等通知,之後便不了了之。」 沒想到奔波了4、5年,最後等到的結果,竟是在2012年被告上法院。開庭時,邱家備齊一切能證明「家之為家」的檔案:包括母親細心保存下與港務局過去10年的完整租賃契約、父親邱俊慧在1975年申請的門牌號碼、1960年代阿嬤邱陳寶申請的香菸攤販與代售公車票的許可證,除此之外,從基隆市稅務局的房屋稅籍紀錄,清楚載明房屋原始建造日期為1953年烤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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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去了工會羽翼的碼頭工人烤肉

曾幾何時烤肉,全台各地以及戰後的外省移民來到繁榮的港口討生活,最高峰時,基隆港曾有高達6,300多位碼頭工人,其中許多在西岸碼頭旁自造屋舍,安家落戶。至今中山區重要的信仰中心聖安宮,即是在1958年由來自大甲的碼頭工人,從鎮瀾宮迎回媽祖分靈奉祀。 隨著1990年代民營化的浪潮,失去了工會羽翼的碼頭工人,遠遠地被高唱自由市場競爭的時代拋向後方;往昔熱絡的聚落,亦隨著港務局陸續要求居民搬遷,一個接一個灰飛煙滅。 所有權至上的法庭前 無處為家 邱暄琳(左)帶著3個孩子返回益發邊緣的故鄉,接手雜貨店營生,看顧母親同時養兒育女,企盼著能夠溫飽的平凡生活。(攝影╱曾原信) 當離開童年歲月的邱暄琳,懷著夢想離家,進入大都市邊緣的紡織廠當女工,經歷了一段不順遂的婚姻生活後,帶著3個孩子返回益發邊緣的故鄉,接手雜貨店營生,看顧母親同時養兒育女,企盼著能夠溫飽的平凡生活,嚴酷的現實卻洶湧襲來烤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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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戶都有好幾個小孩烤肉

長久以來,許多住在其上的住戶無土地所有權烤肉,必須每年繳租金給港務局,基隆港西岸的馬路,包括貴美雜貨店一家到山坡上大片土地,皆是如此。每到夜裡,斗大的KEELUNG地標在虎仔山上亮起,蜿蜒而去的山腳下,益加墮入黑暗與沉寂,卻曾經充滿熱鬧的生機。 「小時候這邊住很多人,每一戶都有好幾個小孩,一家人就住在3到6坪的房子,18號碼頭的小孩、山坡上的小孩都會跑來一起玩,一、二十個跑不掉。每一家都是貼近的,從不鎖門,可以躲貓貓進別人家裡,還會自己做火把去防空洞探險,大哥哥常在後面嚇我們,有鬼啊!」 講起過往的回憶,邱暄琳展開笑顏,還有曾經在眼前出現過的新奇事物:門前運送米糧的鐵軌、港邊的酒吧、船員寄放店裡的舶來品、紅通通的美國蘋果⋯⋯,儘管以現在的眼光未必稀奇,但無憂無慮的時光,將童年鍍上一層夢幻般的色澤,那正是上世紀台灣經濟起飛最蓬勃的70、80年代,基隆港站上世界第7大貨櫃港的盛世烤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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